自从杨朔在一篇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写下了从化两字，我的故乡便因荔枝而闻达于全国。只不过从化的荔枝产量和质量都相当的不错，所以每年的七月，就是从化最热闹的时候，到处的宾馆都忙得喘不过气来。前些年的荔枝不如现在多，如果遇上小年的时候，价格不断上扬，曾经的历史高价是最普通的品种槐枝卖到13元一斤。于是，故乡同胞兴起了一股中国热潮，足迹遍布全县。终于，荔枝的价格逐年往下降，听说今年的最好的品种桂味价格也只是10多块钱一斤。这些情况顺笔一提，并非我要说的东西，我只是想说我和荔枝的密切关系。
在我父亲还没有来到人间之前，我爷爷已种下了三四十棵荔枝树。因此在我懂事之时，一直到我家有好多好多荔枝。当时我还是一个农村的孩子（到八岁我才UPDATE成为城市儿童），一年中最开心的就是过年和荔枝成熟的七月。这两个时间都是我最多东西吃的时候，也是长辈们笑容最多的时候。正是在一个七月，我抓住了一个机会，成为我爷爷和众多长辈最宠爱的小孩，自然得到了不少特权，包括提前接触书籍。说起来，我家的大人为我们这一代的读书问题非常的头疼，归根到底是钱和十多个孩子之间的矛盾。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（一直到我读初一），荔枝的收入就是支持我们上学的最大的力量。那些时候的夏天，长辈们宗叮嘱我们少吃好的荔枝，多吃些卖不到好价钱的货色，因此，我到了十多岁才有机会吃到一些好一点的品种。记得每到夏天，就是爷爷奶奶最感自豪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当年的勤劳的果实，成为了儿孙们的希望。这时候他们手头比较宽裕，会偶然买些冰棍糖果之类给我吃，这已成为我美好的童年回忆之一。
随着父母的不懈努力，我家的境况越来越宽松。于是我有机会尝到了各种品种的荔枝，知道从小吃的槐枝几乎是最差的品种，也是最常见的。我家的荔枝却是槐枝中的中下等，更差的就是三月红、大早和黑叶。好一点的荔枝有香荔、妃子笑，最好的有桂味与糯米兹，据说在增城还有极品挂绿（后来吃了才知道徒有虚名）。于是我对家里的荔枝很快就失去兴趣。更让我不开心的是，我曾两次从高大的荔枝树上堕下，其中一次就是在家中的大树。两次的堕落都给我带来难灭的伤疤，使我对大树总有一点畏惧。家里的树太老了，七十多的树龄，所以很多树枝看起来粗壮，实际上脆弱不堪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几个家里人从此得到了教训。
终于我们对每年的七月不再感冒了，爷爷奶奶也不开心起来，七月份就成为他们生气最多的日子。他们经常指责我们不去打理着许多荔枝，而事实上我父母每年还化费不少前去维护这些荔枝，只是效果不大明显。这些荔枝所带来的收入占的比例越来越少，使我的祖父母情绪越终于不再高涨了，而他们也逐渐失去了强大的劳动能力，每天象其他沧桑的老人一样深邃地观察着这个他们再也跟不上世界。这时候应该是我高中了，在县城读书（其实从小学开始），每年回农村两次，过年和摘荔枝。每次回去的时候，爷爷总会轻轻的抚摸我的头，直到后来他发现了我的不耐烦。
到了前两年，我毕业在广州工作，也终于发现自己对故乡的荔枝再提不起兴趣了。然而，去年的七月，我88岁的爷爷终于走完了他的路。那时，我单位正忙。在他病重的时候，我回去看了他两次，从伯父的口中知道，爷爷还能走的时候，最后去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一片荔枝林。那是他辛劳一辈子之后留给子孙的唯一的纪念。他走的那一天早上，我正在单位加班了一个通宵，心神很不安定，吃过午饭后，立即动身回家。那天的运气也真的不好，我打的到汽车站本来只要二十多块钱，却跳到了三十七块。我给那个司机一百块钱，他说我的钱好像假的，要我换了一张。最后我就得到了几张假的钱币，被骗了两百元。在我离家还有四十公里的时候，我父亲打电话给我，叫我马上赶回家。当我赶回家，爷爷的眼已永远闭上了，我只能握着他刚变冷的手无言，眼泪盘旋在眼眶就是掉不下来，我感觉非常的难受。当我婶婶告诉我晚了十五分钟时，我终于放声痛哭起来，当晚我就在灵堂睡着了（而家乡的习俗是不准睡的）。去年的夏天，我家的荔枝收成不算好，我们的心情也不好，最终那树上的荔枝就任由路人摘取。
一年的时光冲淡了我的悔恨和对爷爷的思念。但有时我也会想起与爷爷共处的日子，才发现他留给我的纪念物是他年轻时系在腰上的一块玉，和这数十棵的荔枝树。也许这荔枝代表着他平凡的一生中最大的成就（是在他抚养大七个孩子和收养了一个弟弟之余）。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我们分别一年的日子，我将会回到家乡，亲尝我敬爱的祖父留给我的荔枝。
